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杨帆,因为在学期末最后一堂课上,对选课学生的出勤率不满,封闭教室,指斥学生,最终导致了与单个学生的肢体冲突。这件事被媒体与网络引向了"大学生价值观"的热议。

    去年的"海艺辱师"事件,学生的嚣张("辱师"之余还将视频炫耀般地上传)导致网民一面倒的狂怒,以致围堵海淀艺术学校的校门,同于今年传出的中山大学博导艾云灿"精神虐待"研究生,反思的重点似乎落在号称"老板"的导师究竟拥有多大的威权,是否可以一手遮天。而"杨帆门"揭开了另一重面纱:杨帆声称自己"完全按照学校规章制度办事",反对者却认为他违反了某种校园的"潜规则"。如是,"我们应该怎样做老师"和"我们应该怎样做学生"成为这个社会必须重新思考的命题。

    "天地君亲师"是传统中国的价值主体。而今"天地"早已崩塌,"君"的缺失有目共睹,"亲"虽也问题丛生,尚可勉强维持其普世性。"师"呢?在工具理性浪潮席卷之下,教师是否只是出售知识的小贩?课堂的仪式感是否还应维持?一名教师,如何在教育部、学校日益繁琐的规训与评估之下,在学生不断的抗议、怠慢和蔑视之中,维持执教者的尊严?又如何在公众心目中教师公信力飞速下滑的今日,保护执教者的荣光?

    在这些事件面前,旁观者的伦理视点始终游移不定,无论是站在学校、教师,或学生立场,都能倒泻一大堆苦水,翻揭一大本难念的经。这个世界的伦理秩序已陷入混乱,单凭道德义愤,根本无力前行。大多数人都是在应付敷衍之中,捱过本该弦歌不辍的校园生涯。南墙推倒可以重建,校名改变可以恢复,唯有"学园感"的丧失,才是大学精神无可挽回的沉沦。如果教室变成拍卖场,研究所变成黑砖窑,我们又有何理由苦苦维持风雨飘摇的高等—精英教育?茅于轼冒天下之大不韪的"提高大学学费"之议,岂不变成引导劣质消费的忽悠民众?茅教授不必委屈,公众对提高大学学费论调的不满,未必是不能理解富与穷之间的辩证关系,或许只是不愿再向这已是千疮百孔的高等教育纳贡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作者介绍:杨早: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青年学者